那天在朋友家侃山,一友反复说到“中国人历史上最讲‘传承’,现在没有了”,中国甚至可能因此而“亡国”云云。我当即表示“我不同意”,但未及解释。事后琢磨了琢磨这话题,有些心得,不妨记下。
首先得把“中国人”概念搞清。
以荟萃六大文明发源地[ 按上世纪末苏秉琦依据百年考古发现提出的新说,中华文明六大发源地是:以燕山南北、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(特别是辽西辽东),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(黄河下游),以关中、晋南、豫西为中心的中原(黄河中游),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沿海(长江下游),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(长江中游),以鄱阳湖-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。〔苏秉琦,《中国文明起源新探》,三联书店1999年〕]之远古文明精华的华夏族群而论,与其说最讲“传承”,倒不如说最“易变”和最“善变”。
纵观五千年文明史:初者有炎黄合流,汤武革命,周公制礼,孔子兴学,诸侯变法,秦废封建;继而如张骞西使,昭君和亲,佛教东传,三国演义,五胡乱华,北魏汉化;接下来隋立科举,李氏称臣[ 陈寅恪考证李渊、李世民父子曾称臣于突厥时感慨道:“呜呼!古今唯一之‘天可汗’,岂意其初亦尝效刘武周辈之所为耶?初虽效之,终能反之,是固不世出之人杰之所为也。又何足病哉!又何足病哉!”〔陈寅恪,《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》(1951),载《寒柳堂集》〕],唐大一统,辽宋并立,蒙古入主,康乾盛世;直至晚近的维新改良,共和创制,革命战争,全盘西化[ 此处所谓“全盘西化”,非指1930年代的口号之争,而是指百余年间国人全面学习吸收应用西方文化之客观事实与结果。包括1950年代初全面借鉴甚至生搬硬套苏联模式。],十年动乱,改革开放。例证不胜枚举。
此外又可横看当今华语世界数十政区万千社区:无论华北华中、东南西南、东北西北,还是京津沪渝、闽粤台港、蒙藏回壮,抑或南北美洲、东西欧洲、南洋东洋,中亚西亚。中国人——华人在各种环境中的适应性——灵活性,亦即其“易变”、“善变”之见识与能力,堪称举世无双。
其次要把国人分出层次。
绝大多数人民从来不在乎所谓“传承”,除了孝敬祖宗之外。这本身就是传统,并非近代西风东渐、人心不古所致。从正面看,所谓“兼容并包”、“从善如流”者是也。
真正和自觉地关心传承者,从来就只是占人口比例微乎其微的忧国忧民之士,特别是苦心孤诣从事传统学术研究、发掘和传扬的哲人巨匠。
政府(以及众多别有用心者)也时不时表现出关心传承,乃至鼓吹“复古”。惟必须以维护其统治地位(以及一己私利)为前提,为目的,否则必标新立异(“复古”其实也是一种标新立异)。但毕竟,历朝历代总有上述真正社会精英的倡导、鞭策,特别是身体力行、默默耕耘,往往使之受到有形无形的影响。
这种状况和其他文明民族没有实质区别。只是如前所述,若单就“易变”、“善变”而言,中国人似乎更有甚者而已。
再次才说到根本——
为什么不仅芸芸众生,而且历来“主流社会”从未一致讲求“传承”,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“善变”、“易变”之“优秀传统”,而与世界任何其他文明相比,中华文明却更显得千古不变,绵延庚续而生生不息,或者说千变万化中始终有所不变呢?
窃以为,终极答案是两个字:汉字。
简单解释:正由于汉字具备了拼音文字所无可比拟的超稳定性和延续性,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,得以通过浩若烟海的历史文献遗传后人。于是,无论哪朝哪代如何变革传统,事前事后总有人拣出历史文献,加以润饰、评价、修整、扬弃,乃至推翻重来。于是,中华学术文化之传承,在客观上成为一个总的结局。 〔恕不举例〕
若此论可以成立,则担心中华文明传统消亡者或种种亡国论者,岂非杞人忧天乎。
若此论可以成立,则有识之士切不可盲从所谓文字改革“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”之误导,而应在发掘和传承汉字优秀传统方面,做出自己一份贡献。
备注:
按上世纪末苏秉琦依据百年考古发现提出的新说,中华文明六大发源地是:以燕山南北、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(特别是辽西辽东),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(黄河下游),以关中、晋南、豫西为中心的中原(黄河中游),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沿海(长江下游),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(长江中游),以鄱阳湖-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。〔苏秉琦,《中国文明起源新探》,三联书店1999年〕
陈寅恪考证李渊、李世民父子曾称臣于突厥时感慨道:“呜呼!古今唯一之‘天可汗’,岂意其初亦尝效刘武周辈之所为耶?初虽效之,终能反之,是固不世出之人杰之所为也。又何足病哉!又何足病哉!”〔陈寅恪,《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》(1951),载《寒柳堂集》〕
此处所谓“全盘西化”,非指1930年代的口号之争,而是指百余年间国人全面学习吸收应用西方文化之客观事实与结果。包括1950年代初全面借鉴甚至生搬硬套苏联模式。


